深耕人文學術沃土——文研院成立五週年紀實

今年9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五週年。五年來,文研院舉辦了文研講座、文研論壇、靜園雅集、未名學者講座等學術活動近千餘場,研究領域涉及文史哲、語言、考古、藝術、政經法、社會、科技史等諸多學科;邀請了175位海內外學者前來駐訪,各展其華。文研院是學人們思想激盪的平台,更是學思徜徉的家園。

杏,山楂,小院子

文研院的全稱是“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官方介紹是,一所以人文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為主、推動跨學科交叉研究並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北京大學學術機構。

首位特邀學者、“敦煌女兒”樊錦詩説:“這個地方很親切,再回來看看。”

作為北大人文講席教授,李零把它當作一個來自五湖四海各個學術村落,從事各種知識生產的人,在這裏自由往來,自由交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像當年我在農村大田裏頂着烈日割麥子,筆直的麥壟一眼望不到邊,特想直一下腰喘口氣躲在樹下涼快涼快。在我心裏,它就是這麼一棵樹。”

北大文研院坐落在靜園二院,北大校內最大的一塊草坪西側的一處三合院落。朱門灰瓦,草木繁盛,門檐上的紫藤花鋪天蓋地。院內庭前松樹參天,南半邊兩株杏樹,北半邊一棵山楂樹,夏秋時節會掛滿累累果實。兩側的小院草木蓊鬱,枝繁葉茂。訪問學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孫歌形容這座小院:“如同走進了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那個充滿無限樂趣的百草園。”

當杏樹上掛滿了由青開始轉黃的累累杏子,人們被撩起未泯的童心。結出來的果實樣貌漂亮,味道稍顯酸澀。“不過這個事實卻很重要”,孫歌總結,“因為它使得這兩株杏樹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們逃離了經濟作物門類,搖身一變,跟掩映着院門口的那架鋪天蓋地的紫藤一樣,也變成觀賞植物了。”

另一樣不動聲色的果實——山楂,也在等着人們品嚐。這個成熟於仲秋的果實,形色滋味上乘,且以另一種形式為人們帶來樂趣:公平分配。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副教授路國權印象深刻。初冬,進到文研院,看到大家都在打山楂。山楂被非常精美的小包裝袋裝起來,袋子上還帶有文研院的logo。

包裝好的山楂送給當期的訪問學者,他的那袋山楂一直沒捨得吃。果實需要時間,需要慢慢生長,人也一樣。他們在這座校園裏飽吸一切養料,然後釋放自我,結出成果。

文研院標舉“涵育學術、激活思想”的學術理念,具體來説,就是依託北大的綜合優勢,服務學術、服務學者。

文研院的常規工作是每學期的“邀訪學者項目”。五年來,16個國家或地區的175位學者在文研院駐訪交流,包含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史、文學、法學……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

今年9月,文研院在成立五週年之際,邀請歷屆邀訪學者、校內外學人師友返校重聚,重温五年裏行過的足跡,圍繞“文明:中華與世界”主題舉辦紀念活動和兩場學術報告。

北京大學文研院成立五週年紀念活動現場

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教授致辭

北京大學文研院學術委員、燕京學堂院長袁明教授致辭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閻步克教授作報告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緝思教授作報告

學者交流留影

“人”是一門複雜的學問。跟自然科學比較起來,人文社會科學所處理的對象是人而不是物,更強調對於人的主體性,理解和共情的能力,以及對於經典問題的理解和傳承、與實際問題和生命體驗的結合。“人文”當然是“綜合”而“混沌”的。這座小院對於“綜合”與“混沌”的解答,是跨學科。

在這裏,人們有着同樣的共識:“人文”不是靠經費就能換取,不是靠課題制就能逼出來的。人文社科的青年學者需要更多的閲讀、思考和研究,更長時期的沉浸、沉寂,也更需要幫助和鼓勵。

今日國內高校已不缺乏建立各種以“高水準研究”為定位的研究機構的財力基礎;而與此同時,“學術共同體”作為大學文化最基本的推動力,正成為中國大學的稀缺資源。

2017年春季學期,李零教授每週在文研院組織讀書會,精讀《劍橋中國上古史》,牛津大學傑西卡·羅森、芝加哥大學夏含夷參加

於是,北大開闢了這方校園,以邀訪學者為中心,為學者創造環境,提供一種“充分的學術自由”。每個週二與週四,學者們會相聚小院內,開展內部研討。院裏不給學者指定題目和規定任務,完全由學者自主選題、自由討論。定期的講座面向全校,工作坊圍繞跨學科展開交鋒,田野考察延展進村落與邊陲。

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王汎森説,“思想是一種生活方式”。在理解自己和他人的過程中,思想與生活融於一體,成為人的行動。無論國別、年齡,也無論專業,世界各地研究人的人們,頻繁互動於靜園二院,“人”與“人”的化學反應,在此生髮。

文研院第六期特邀訪問學者、劍橋大學方德萬(右)與第七期特邀訪問學者王汎森在“五四與現代中國”學術論壇上

大灶,小灶,小小灶

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邢義田來到文研院之前,覺得也許以前走訪的學術單位差不多,賓主迎送,採風觀景,加點開會、演講或座談,走走形式,也就功德圓滿。“唉!錯了,大錯特錯。”

到了北京頭一天下午,走進文研院,參加歡迎會,看到走廊上鋪天蓋地的精美海報時,他才明白:“這裏是玩真的。”

從早期中國的考古到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家赫伯特·斯賓塞,或從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哲學到中國宋代的旅行遊記,又或是羣眾在現代文學和五四運動政治思想中的作用……深度,敏鋭,熱鬧。五年來,近千場學術活動在這裏輪番上演。

文研講座的開篇者,是“敦煌女兒”樊錦詩;

“科技與人文”系列的開篇者,是中科院院士韓啓德;

北大歷史學教授閻步克,用“制度史視角中的酒爵酒尊”,展示周代爵制的可視化形態;

每逢文研院的講座,報告廳都會里裏外外人頭攢動,永遠需要加凳子,去得晚了,就只能坐到隔壁廳從屏幕裏看直播。

第一次聽到閻步克教授的講座,邢義田心情激動。講座所談正是他曾關注卻沒有繼續而幾乎遺忘的問題,“塵封已久的一些念頭似乎瞬間被激活”。顧不得規矩,他在現場高聲請院長鄧小南允許他改變了自己的演講題目,日後在報告廳講述了漢代的印綬與鞶囊。

邢義田主講的“也談制度的可視性──漢代官吏的印授與鞶囊”講座現場

後來回到台灣,依據演講的逐字稿,他將其修訂為一篇成形的文章。“如果不是聽閻老師這一場演講,受到啓發,激活記憶,這篇小文必然生不出來。”他將文研院的此類公開演講戲稱為嘉惠眾生的“大灶”。

公開講座之外,院裏還特地為邀訪學者組織內部討論會,不貼海報,僅限同期駐訪的學人,及部分特邀聽眾參加,算是特別滋補的“小灶”。討論會通常在週二下午兩點開始,一個小時的報告,緊接着兩個小時的討論,整個下午便交給學者。常常是到了吃晚飯的時間,主持人宣佈討論會結束,而在散會後的走廊裏,在去往食堂的路上,仍然能聽到大家在發表意見,交相問難。

第五期邀訪學者一同觀看羅豐帶來的拓片

對於演講者而言,聽眾絕大多數都是有識見的高水平“外行”,因此他必須儘可能使用公共性的學術語言來講明白某個專業問題。這是迫使自己從專業中走出來。“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學術交流裏,大家從自己的學術世界中打出來,用公共話語交流,而後從一種跨學科視野中獲得大局觀。

這樣的跨學科的交流、討論究竟能產生什麼效果?如何突破目前的學科專業限制為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和學術體驗?

這是文研院常務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在他看來,人文社會科學是關於人和歷史的學科,除了學術素養外,眼界和視域特別重要,能否理解其他人的研究和表達也特別重要。

“人以羣分”並不應該是以專業來分,而是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有內在需求、有所感悟之後,將一羣有着相同性情,對相似問題有追求有思考的人聚在一起。

科學史的歷程往往印證了這一點:那些有所建樹的羣體都是像森林裏的蘑菇一樣,一簇一簇出現的,可以很自在、很從容地對學術問題進行最單純的探討。文研院正是希望為邀訪學者營造這樣的氛圍和環境。

在討論會上,主講人和提問者之間有時會出現你來我往的辯論,逐漸發展為各種聲音的熱烈集合,構成了一個“思想市場”,海闊天空,拳拳到肉,令聽眾大呼過癮,無暇走神。

文研論壇第五十三期:今天我們為什麼討論“何為中國?”

討論會間歇之餘,學者間的私下閒聊,則被視為“小小灶”。考古學家王炳華、日本就實大學教授李開元、寧夏考古研究所所長羅豐,都是相識已久的老朋友,聚在一塊,聊天沒完。邢義田與他們在一起,話題熱鬧多元。

王炳華在閒聊間給他惡補新疆考古知識,他勸王炳華寫本回憶錄,“短短几次訪問遠遠容不下新疆五十年啊。”羅豐酷愛書法,看到他仿寫的北大藏《老子》簡篇後,勸他寫字要從大字始,他欣然接受,“小子不敏,但聽懂了,今後好好臨碑。”李開元總勸他走出象牙塔,為眾人寫歷史,“哈哈,我怎不想?老哥啊,若我有您一半文采,早就帶槍投靠啦!”

面對這座小院準備的各類精神伙食,人們不捨大小,一氣通吃,收穫滿滿。回憶起來,“反不知該提哪一頓大餐或小吃了”。

走到時間現場

站在陰山下,看着幾道綿延挺立的古長城,邢義田感慨,“明明存在,卻從我眼底走失了。”

跟隨文研院,他參加了一次內蒙古文物史地考察。從呼和浩特出發,沿陰山南麓西行,一路過包頭到磴口,研究歷史的他,第一次親見陰山和陽山的古城和障塞遺址。

對於歷史研究,田野不僅是一種“方法”,更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思維轉向。走入田野,走到歷史的現場中去,不可或缺。

2018年10月,文研院內蒙文物史地考察期間部分學者在包頭麻池古城遺址

幾乎每年,文研院都會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開展深入的田野考察。迄今為止,走過了阿拉善的戈壁、陰山南北的農牧交錯帶、隴東寧南的黃土高原、河西走廊、廣東順德的水鄉,等等不同區域。大家組隊探故宮、登長城、訪古洛陽,觀雲岡石窟、拜謁宋陵……走出二院,跨出北大,兩三個小時高鐵,三五杯茶酒後,每個人隨着一點點放鬆而愈發真實。

2020年秋,文研院第九期邀訪學者赴河西走廊考察石窟寺,在敦煌研究院受到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的熱情接見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黃盈盈在文研院,第一次跟着考古學家去洛陽訪古,現場看發掘坑,第一次與土層中裸露的人體骨骼合影,第一次摸到了幾千年前的瓦片。她站在夕陽下的漢魏故城,想象着廢墟上曾經的輝煌,輕輕感嘆:“太穿越了,太驚豔了。”有了時間和帝王將相加持的考古田野,歷史與現實在腳下交錯,陌生中透着熟悉。

人從大地中來,也到大地中去。走入大地,回到時間現場,去真實地體驗人,有人“在”的地方,才真正“有”人。

文研院院長、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説:“考察的目的之一,在於接近歷史現場。‘現場感’讓我們有可能貼近當時當地,質證原本來自文獻的想法,激活問題與思考。”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伊莎白,研究的是社會學,尤其關注中國社會的公共聚會。她專門研究了中國的廣場舞現象,文研院的訪問結束後,她已經和居民區裏練功的中國大媽大叔水乳交融。

操着一口帶有法國口音但熟練的中文,她從北京去到天津,深入小區裏做社會學調查,獲得很多外人難知、廣場內外表裏的消息。看起來只是都市人的休閒和健身活動的廣場舞,被她發現了背後深隱的小區文化、人際來往甚至經濟和政治上的意義。她的觀察甚至細緻到人羣的站位關係,説話與否和跳操內容、聚會形態的關聯。

伊莎白在文研院報告的題目是“對天津勝利廣場的晚間健身聚會活動的研究”。同期駐訪的學者聽完後,都覺得感動:“這好像已經不像是一個社會學家做冰冷的社會調查,而是全然融入、沉浸到這個羣體當中去了,以至於我覺得幻燈片裏面的‘女一’‘女二’以及‘大爺’們,幾乎都應該是她的朋友。”

伊莎白卻仍小心翼翼在微信裏問大家:“作為外國人我一直對自己的體驗存有疑惑:它與中國人的體驗靠近嗎?”

伊莎白教授主講文研講座第一百零六期:“中間公眾”的存在與價值

星際探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學者是孤獨的,這或許是學術論文的性質所要求的。全世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只有作者才知道,這樣的內容才能構成一篇學術論文。學者們就像天上的星星,只是遙遠地看着對方在閃爍微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鳴飛把看一篇論文的體驗形容為“星際探險”:想象一下來到一個陌生的星球,照着主人給出的線索一步步靠近答案,這個星球是貧瘠還是富庶,是安全還是危險,是友好還是充滿惡意,一切端賴那個素昧平生的人。

文研院則是一場令人“放心”的探險。除了可以放心去探索別的星球之外,人們還可以從別處看向自己的星球。其他的探險者將目光投射過來,帶着熱切的好奇和很多問題,使人不得不在宇宙中重新觀察自己的星球。

每週四都有兩個人要以“你為什麼研究……”為題,向大家介紹自己的星球。我開始認真回想,我的星球是什麼顏色,最美的風景在哪裏。

來自人文社科的各個不同領域的探險者,原本對其他星系一無所知,但彙集在這座小院之後,一切開始順理成章,星際探險變得舒適,充滿驚喜。

第九期邀訪學者交流會留影

為確保大家“在一起”,文研院對駐訪學者有一個規定:每週至少到院工作四天,不得因文研院學術工作以外的任務而頻繁離院。

學者們都期待每週二、四甚至每天的相聚。最開心的是週二中午的午餐會,大家暢所欲言,且以各種“八卦”居多。最主要的原因,大家得到了在一起的樂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彭春凌喜歡在分享的幻燈片上寫滿滿屏小字,發言時總是手舞足蹈,結果打翻了水杯。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吳雅婷喜歡在午後繞着未名湖看野鴨,回到院裏要填寫考勤表時,就在表上籤滿各種姿態的烏鴉。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尹吉男,説自己在北大文研院“轉了基因”。原以為來到這裏後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在“靜園”寫東西,沒想到學術活動多到超出想象,“看來靜園也在動與靜之間。”研究藝術史的他,每週兩次學術活動,都要與來自古文獻、元史、歷史地理、農村社會學、近代史、外國文學等各種學科的學者交流,尹吉男覺得,像是在這裏完成了自己的“教授後”項目。

與尹吉男同期的幾位訪問學者藤田勝久、魯家亮和馬孟龍,其研究報告都涉及到《史記》中的《秦始皇本紀》,尤其是馬孟龍所作的“東郡之置與呂后時代的地域控制政策”報告十分精彩,用生動的政治與軍事博弈活化了歷史地理。由此也喚醒了尹吉男對於《史記》的記憶。

“此後我就得了‘史記病’,整天看《史記》,走火入魔。”他總結自己在文研院的主要經歷,就是開始於藝術史,結束於《史記》,或者重新開始於《史記》,“不知不覺轉了基因。也許日後還能去文研院,再把基因轉回來。”

尹吉男教授在文研院的研究室中 (2019年6月)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孫飛宇真切地感受到了文研院對青年學者的關注:文研院充分關注到了青年學者們的困難和他們的追求,為我們搭建起來一個友善温暖的交流環境和表達自己的平台,讓我們能夠充分的表達自己,深入聆聽和理解他人。

每年歲末,鄧老師和渠老師還會組織所有的青年學者們在文研院舉辦賀歲活動,大家帶上孩子,帶上家人,來到文研院,彼此問候,互相道賀,共同歡笑。每個人的實際年齡都像外衣一樣隨手脱下,露出一股因互相渲染而更顯得蓬勃的精氣神。

“未名學者”雅聚活動 (2020年1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把自己的駐訪時光戲稱為“駐(住)院生活”。人們對此有着極大的共情:三四個月過得像三四天那樣快。從第一屆學者駐訪到現在,百餘位學者來到這座小院又離開。文研院始終定期對每位邀訪學者傳遞最新的學術動態,有活動時還會再邀請大家回來。

“作為一個機構,它似乎執着於人走茶不涼的境界。”孫歌説。在這座由不同星球共同轉出的宇宙裏,“不管你離開多久,距離多遠,它總是不温不火地提醒着你:它還記掛着呢。”

騰空與降落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徐建委在文研院期間,分到的研究室是一樓的一零三。門牌下方預留的格子裏,刻着曾經使用過這間屋子的學者的大名,看完這些名字後,出於一種敬畏,他“立刻感到很對不住一零三研究室。”

一零三室非常安靜,徐建委往往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最熟悉的人是門口的保安小武。“一開始他嚴肅地盤問過我幾次,後來我進門,他會從眼鏡背後拋來善意的一瞥,然後低頭繼續看他的書。”不久,保安小武就考取了研究生,專業是中國古代文學,兩人還相互加了微信。

徐建委回憶自己在這座院子的那個春天,“竟然主要是發呆”。或許是因為到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環境中,所有的研究和思考,好像都突然停了下來,而且是無意識的,“那是一個忘的階段。”除卻平日的學術交流活動,其他時間,他幾乎沒有做研究,而是“空空地虛度了”。

之後回看,這卻是他變化最大的半年,“忘也是一種自我更新。”

來到這座院子,人們並不為了換一個地方讀書和寫作,而是期待尋獲一種新的提問方式,一種新的想象力。

在文研院一零三研究室發了幾個月的呆後,某個時刻,一種頓悟越過生活之上,出現了。“使我有了新的能量”,他説。

後來,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姚澤麟,也成為了一零三室的新主人。看到門牌時,看着曾在這同一間辦公室裏待過的歷屆邀訪學者的名字和駐訪時間,他同樣心生奇妙之感覺——儘管大家並未照面。

越過時空,在同一個物理空間中駐訪過的人們,由此產生了一種“紐帶”,並將此傳承。“我也會想,接下來會是哪位學者入駐一零三呢?”姚澤麟給這間屋子取了個名字:我心中的“小生境”。

其實,像一零三這樣的“小生境”並不大,設施也很簡單。每個學者的獨立辦公室配置都差不多,一張大書桌,兩把椅子,然後就是充分的空間,可以用來堆放各種書籍和雜物。

但人們都很喜歡。“這麼大的一個辦公室,我每天來可以安靜的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後好好把自己這幾年的東西看一下,書寫一下文章。”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邱源媛感覺,這裏就像一個家園,像回到家裏一樣,她“把自己原來的東西放在了一邊”。

這“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那種“放”。人們從自己的領域出發,互相把對方從自己原來的問題里拉出來,在似乎離題很遠的地方彼此啓發,再回到自己的問題裏去。人們通過另一種視角,進入到思維的上空,他們看到很多之前沒有想到和看到的東西。

精神家園,帶人回到本源。人們發現人,理解人。他們在這裏成為不曾想象過的自己,也成為一直懷念着的自己,成為想成為的人。

畢業於北大,現就任日本就實大學教授的李開元,通過文研院,再度回到了“故園”。

四年大學生,五年教員,靜園二院,曾是他的文化家園。後來留學日本後,就職於日本岡山市的就實大學,他辭去了北大的工作。作為海外遊子,久在日本,“喪失文化家園的孤獨無奈,銘心刻骨。”

多年遊離在中國日本之間,精神上的孤獨感始終伴隨。在走近文研院的途中,李開元與分散在天涯海角的友人重逢,找到久違的認同相通之感。

院長鄧小南關於文研院宗旨的闡述“培育學術‘淨土’”,解開李開元的心結。他在申請書中寫下:“我在北大歷史系十四年,往來靜園二院八年,對這裏懷有特殊的感情,一種草木復生,院落依舊的鄉土之情。”

他將這裏引以為文化家園,希望回來為這座“文化聖土”增添一棵小草。

四個月的文研院駐院生活,成了李開元人生中的第二個幸福時期,他形容,“堪比進北大讀書的第一二年”。時隔三十年,學子再度回到靜園二院,失而復得,重新尋得文化家園。

深秋傍晚,從二院出來,穿過南閣北閣,月明星稀。李開元看着金黃的銀杏,燈下的華表,通向西門的小橋,會心一笑。“知道,知道,是等候已久的幸福感。”

學生助理沈凌峯也把每次到二院稱作“回一次家”。他在文研院的工作團隊中負責海報的設計。文研院的海報,以其自成一格的“文藝範兒”幾年間風靡各高校。從與同學們一起摸索着自學上手,到出手的海報獲得“太牛了”的誇獎,一路來自師長與夥伴的鼓勵支持,讓他感到“家的感覺。”

同樣作為學生助理,經常穿行於二院、二體和二教之間的常洋銘,把文研院定製帆布包的醒目標誌——一條紅帶子,當作家一樣的陪伴。“衣肩上這一條紅帶子,是牽掛,也是承擔。跨越萬水千山,始終帶給我温暖、熟悉的安全感,也帶給我繼續前行的勇氣。”

一期又一期的人們相會

一期又一期的人們告別

西南大學新詩研究所副教授餘暘

選擇了里爾克的《預感》一詩

為這座小院的生活總結——

我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我舒展開來又捲縮回去

我掙脱自身,獨自

置身於偉大的風暴中

文研五週年紀念活動上的學者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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