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慰慈:矧惟君子學,吾道深而宏

編者按:百餘年來,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特別是北大的廣大離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在披荊斬棘中開闢天地,他們的功業載入史冊,他們的精神歷久彌新。這裏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憶文章。他們的回憶,從不同的側面,勾畫出北京大學的發展歷程,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是瞭解北大歷史,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珍貴史料,也為我們理解北大傳統、傳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這是一封穿越時空的來信,更是一份矢志報國、不懈奮鬥的青春宣言。

個人簡介:吳慰慈,1937年生於安徽安慶,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1961年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圖書館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200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長期從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是全國高校圖書館學基礎課程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吳慰慈

求學之路: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我的學術生涯要從中學時代説起,在一個人的求學道路上,中學是積累文化知識、養成好的學習習慣的重要階段。我是20世紀50年代初考入安徽省樅陽縣浮山中學的,該校坐落在安徽省五大名山之一的浮山東麓,環境清幽,風景宜人,是我們那裏的名校。學校不但擁有極好的師資力量,還擁有十分濃厚的學習風氣,是讀書治學的好地方。中學時代的我在此環境下,自然也養成了刻苦求學、發憤讀書的好習慣。當年的我堅持早起,每天早上都要讀兩個小時的英語,上課、寫作業、看書,整天忙個不停,但過得很充實。

1957年我從浮山中學畢業,通過高考被北京大學錄取。因為考慮到自己從小就愛看書,認為將來要是能在圖書館工作,看書會很方便,便毫不猶豫選了圖書館學系。沒有想到,自己當初的簡單選擇竟決定了我和圖書館學這麼多年來的緣分。記得初到學校時,我還不到20歲,心裏只想着既然選擇了這個專業就應該好好鑽研,用心用力做點事情。對於每一門課程、每一個教學環節,我都會盡力學紮實。然而課內有限的講授還是無法滿足我,因此課下我就選擇在圖書館裏閲讀書籍和一些期刊論文。當然除了讀書,我還會嘗試着去獨立思考學科發展方面的一些問題。“看書”與“思考”兩相結合,再加上恩師們的指導,這些都使我對圖書館學專業經歷了從不認識到認識,從不自覺學習到自覺學習,從初步有一些感性認識再到產生了理性認識這樣一個過程,同時也讓我更加堅定了學習和研究圖書館學的志向。現在回想起來,倘若讓我説在北大做過最有意義的事,那便是讀書。人在青年時期應博覽羣書,不僅要閲讀專業方面的歷史經典,還應當涉獵與此有關的其它學科知識,避免學識單一,視野狹窄;每研究一個問題,就必須廣泛蒐集已有資料,學會縝密考校,去偽留真,精深分析,博於徵引而慎下論斷;做學問要十分注意從具體史實的考證分析入手,溯其根源,以把握所研究問題演進的大勢,探求其發展的規律。

北大是哺育我的搖籃,它以其厚重的學術傳統與科學精神,為我提供了一個優越的學術環境,就是在這個享譽國內外的學術環境中,我得到了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上的積累,受到了嚴謹的科學精神的薰陶,為後來實現自己的學術抱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天津任職: 在實踐中汲取營養

1961年8月我從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天津圖書館研究輔導部。當時的中國,一切都剛剛起步,圖書館領域的專業人才更是稀缺。所以我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全市範圍內授課,培訓圖書館領域的專業人才。

我依稀記得,那時候我為了準備一份充實的講稿,常常會騎着自行車跑遍天津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收集案例,與那裏的工作人員進行交流。我的另一個工作是研究,主要的方向是在輔導的基礎上研究圖書館學的一些理論上的問題,或者從實踐當中抽象出來的一些問題,而且是共性問題,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那時候我們的熱情都挺高,我特別有幹勁,也特別用心,人們當時都叫我“小專家”。剛畢業工作的我也挺開心,心想這也算是給母校增光添彩了。

就這樣,我在天津圖書館幹了12年,這段經歷是十分寶貴的。今天回想起來,無論是當時遇到的困難還是自己獲取的知識、經驗等,都為我之後的教學提供了營養,為我進一步從事圖書館學教學和研究奠定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

雖然我在天津的工作非常順利,也得到了領導的賞識和重用,但我心裏終究還是清楚自己到底想幹什麼。一方面,我十分熱愛教學工作,雖然在天津工作時也可以時常出去講課,但畢竟不同於學校教學;另一方面,我的愛人一直在北京工作,我們倆從結婚起就異地分居,這對於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來説是不小的困難。

北大任教: 高標準,嚴要求

如果説人一輩子都有個轉折點,那麼毫無疑問,1973年迴歸北大,就是我人生的轉折點。

1973年9月,我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燕園。回到母校後的我精神很振奮,因為在我看來,在天津工作時自己實際上一直處於輸出狀態,到了北大我才真正有了大的提升,北大厚重的學術傳統與科學精神哺育了我,讓我有機會去做自己感興趣的學術研究。一進校園,我就給自己規定了“兩個認真”——一是認真搞教學,二是認真搞研究。為了更好地摸清教學的方向,我花了大概兩年多的時間去研究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書籍。這些書對發散我的研究性思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書裏面的理論觀點時至今日仍在影響着我。

1977年,我開始主講“圖書館學概論”這門課,當時是作為圖書館學專業的入門課程開設的,目的是使初學者對圖書館學的全貌有一個基本的瞭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目的,在於正確詮釋圖書館這一社會現象,揭示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內在規律,指導圖書館工作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當時的圖書館學不斷由技術方法描述逐步向理論思維昇華。國外一些圖書館學理論著作也相繼傳入。經過數次全國性的圖書館學基礎課研討會,提高圖書館學基礎課理論教學層次的共識也逐步達成。在這樣的學術環境和學科背景下,從1984年開始,我在“圖書館學概論”教學大綱中明確規定:本課程不僅承擔專業啓蒙教育的任務,其教學目的還在於幫助學生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系統地掌握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弄清楚圖書館學研究範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趨勢,為學習其它專業課奠定初步的理論基礎。這是教學指導思想、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重要轉變。

但是這種轉變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在教學小組的幫助下徹底改造了這門課,做了很多開創性的改變:我依據圖書館學發展的情況重新編寫了教材和教學參考書;堅持教學內容的改革,試着用現代觀念重新審視圖書館學教學內容,注意把握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聯繫和區別,正確解釋了基本概念的延伸和更新,更加註重視野的拓寬和新研究領域的開闢;另外,努力引進國外圖書館學的先進成果,為我國圖書館學教學提供高水平發展的參照系。年輕教師的思想比較活躍,接受新思想也比我們快,所以我在教學的過程中試着通過多種途徑激勵年輕教師投入到本科教學的工作中去。“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一般不怎麼向他們講“大道理”,相反,我更希望他們通過閲讀書籍或是與人交流,自己去發現一些東西。

在教學方面,我注重常改常新。授課40年來,我時常會把一些抽象的問題和實際案例結合起來。“圖書館學概論”這門基礎課我講過40個輪次,也撰寫了40本教學講稿。2006年,我所講授的“圖書館學概論”有幸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這要歸功於系裏有關老師的努力和智慧。

認真做研究,這是我回到北大後對自己提出的第二個要求。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一直關注和跟蹤國內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進展,思考圖書館學研究中具有方向性和趨勢性的問題,對80年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進行了全面細緻的總結。進入90年代以後,我認識到信息環境的變化帶來了圖書館學研究範疇和研究方法的深刻變化。我開始關注網絡環境下圖書館學新的知識生長點,撰寫了圖書館自動化與網絡化系列文章,明確提出了網絡化成為圖書館自動化發展的突破口和關鍵的觀點,對聯合採購、聯合存儲、聯機編目、聯機檢索、館際互借、聯合建庫等都做了新的闡釋和解讀。進入21世紀以來,我積極倡導將信息資源建設和網絡傳輸的版權問題納入圖書館學的研究範疇,從而拓展了圖書館學的研究領域,適應了學科不斷髮展和超越的需要。

為師之道:亦師亦友

我從1983年起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94年取得了博士生導師的資格,至今已經培養了60多位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對博士生的培養過程中,我始終堅持“從嚴要求”,在做學問和做人方面提出了標準和底線。面對一羣昂揚向上、充滿活力的年輕人,我深感責任重大,一點兒也不敢懈怠。開學之初,我就教導他們要學會嚴謹治學,勇於探索,多讀書多思考,幫助他們制訂學習計劃,確定研究方向,在打好專業基礎的前提下進行相應的科研工作。對於博士生來講,增強科研能力是至關重要的,我認為博士研究生的培養制度和培養模式要革新,應根據不同類型博士生的特質,合理設計培養過程,建立和完善靈活多樣的博士生培養模式,逐步擺脱統一教學計劃、統一學習與考核方式的“大一統”模式。博士生的培養,既要把握好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係,又要因材施教、因勢利導,為他們的發展留下足夠的空間。

“求精專”“求實用”“求廣博”是我經常向學生們提的要求。學無止境,寫作的水平也是沒有止境的。只要反覆琢磨,不厭其煩,就可以逐步提高論文的寫作水平。我很重視學生的論文,在審核過程中,我要求他們既要注重論文的嚴謹性與學術價值,又要敢於突破舊有模式,學會創新與跨學科融合。或許是這種嚴要求、高標準培養了他們良好的學習習慣,時至今日,不少博士生已晉升為高校教授。我為他們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感到喜悦和欣慰。

對於自己的學生,我要求十分嚴格,每隔一段時間,就與學生一起探討他們各自的研究,分析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方向,明確指出他們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培養新一代的年輕人,最關鍵的就是要鍛鍊他們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經常與學生討論交流,告訴他們要勇於發表不同的見解。老師不僅要把前人的思想和成果傳授給學生,更重要的是要通過言傳身教教會他們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

數十年來,我關心學生的學術,也關心學生的事業和生活。一名來自香港的博士生説過:“我經歷過的師生關係是比較平面的,一對一的關係,就是和某一位老師非常熟悉,也不等於認識老師的其他弟子,每一個學生似乎都是孤立的個體,和其他人不發生聯繫,但在吳老師師門中,人際關係是立體的、實在的和生動的,老師和所有學生就像生活在一個家庭中一樣,互相關懷、互相扶持。”除了關愛自己的學生,我也十分注重提攜別的青年才俊。我特別希望年輕人能夠有展示自我的機會。

發展之路: 道阻且長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國家的圖書館事業得到了很大發展。近些年來修建的許多圖書館硬件水平比很多發達國家還要好,一定程度上使廣大讀者的權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在軟件方面可能還有一些發展空間。從公共圖書館的角度來看,其讀者面很寬泛,各個學科的讀者都可以利用圖書館資源,所以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應該更細一些,服務質量應該進一步提高。因此,我想在服務方面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圖書館的服務要走向個性化;第二,圖書館的服務要走向規範化;第三,圖書館員要有合作意識,要幫助讀者解決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圖書館間的共建共享、館際互借,乃至開館的時間、服務的標準,都要進一步規範化。

除此之外,我還希望新一代的圖書館學學子要意識到工作實踐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圖書館學其實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它的理論、基礎和方法都來源於圖書館工作實踐,是圖書館工作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理論與實踐結合是圖書館研究人員的指導思想,創造性的想象力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僅僅是從書本上得到的,其源泉是社會實踐。21世紀圖書館學理論研究有必要,也有責任將實踐中出現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宏觀性問題及時納入理論思維的視野,在深化理論研究、推進學科建設的同時,為處於變革時代的中外圖書館事業提供理論支持。我希望年輕一代圖書館學學者踏踏實實地從圖書館和用户的需求出發研究問題,對圖書館形態的認識、服務理念、服務方式、體制機制等,要敢於突破傳統圖書館學發展的範式,在理論上做出新的總結和概括,並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現代圖書館學。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希望年輕一代圖書館學人沿着這條路走下去,走向勝利的彼岸!

為學之道: 據於德,依於仁

1996年,我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在工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同事們的理解、支持和幫助。我一生珍重和諧的環境,努力在我所能影響到的範圍內,創造一個和諧的人際環境與友善的氛圍。十幾年來,我都在努力為老師們營造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系裏的年輕老師出國時我都會提出建議並給予幫助,幫助他們選擇老師和課程。學成回國後,我會組織全系的老師聽他們的訪學彙報,給予這些老師充分的尊重和重視。這樣的安排不僅讓老師們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密的聯繫,也有助於我們信息管理系學科的建設。

除了在學校裏任職外,我還有幸擔任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圖書館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對於我個人來説,雖然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做這些學術兼職工作,但只要是為社會服務,有助於推動圖書館學學科建設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我就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當然,我也在其中收穫頗豐。組織一次次重大的全國性和國際學術會議,一次次與來自全國各地圖書館學的精英人才接觸,不但增強了我獨立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也讓我學會了腳踏實地去工作。作為學者,也不能過於書生氣。面對難題,學會解決問題而不是逃避,是我工作這麼多年來得到的重要認識。

如今,國家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北大作為一所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高校,其變化和發展之大也令無數北大人為之自豪和驕傲。

我已至耄耋之年,人生近三分之二的時光都在北大度過,這其中的感情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我希望未來的北大繼承和發揚真正的北大精神,繼續向着更好的方向發展,培養出能擔負時代重任的各方面的大師。我也會在未來的歲月裏繼續為母校盡一份綿薄之力!

(採訪、整理:蘇洋、張涵、姜雪、張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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